20岁出头刚到报社上班时，和领导一起去某单位拉广告。

别问我，报社记者为啥也要拉广告，问就是报社这种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，收入来源并不是靠财政补贴的那点杯水车薪，而是靠包括编辑记者在内的所有员工拉广告支撑。
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
话说，那天，因为我的领导和那家单位的领导相谈甚欢，广告赞助的事儿，差不多敲定了，就约着一起去吃饭——当然是我们请客。

吃完饭，赞助单位的秃头领导又闹着去唱歌，我的领导眼睁睁看着经费在燃烧，却只能像春晚上的本山大叔那样，强作欢颜地拍着破棉絮口袋说：“咱，不差钱。”

唱歌正酣时，秃头领导邀请我和他跳舞，性格耿直得像钢铁直男的我，头摇得像拨浪鼓：“我不会，我不会，我真的不会……”

他用肥厚油腻的大手，一把将我拽起来：“跳舞有什么难的，哥教你。”

我拿眼向我的领导求助，发现他为了拿下这单赞助，已喝得烂醉如泥，不省人事。

当然，KTV包间里还有一个我的同事，和对方单位的两个人，他们都在扯着嗓子唱情歌，根本不知道我已身处水深火热。

跳舞的时候，都说了什么，如今我已不大记得。

我至今想起来仍轻微反胃的，有这样两个细节。

一个是，秃头领导趁机摸了我的屁股，说了句“到底是年轻姑娘”；

另一个是，因为之前饭桌上，我领导夸下海口，说我是老总亲自挑选的人才，文笔特别好，家在外地，努力上进，跳舞时秃头领导就问我：“你现在是买房还是租房？”

当我为自己还没钱买房报赧，羞愧地说出“租房”时，秃头领导一身酒气地靠近我，摩挲着我的手说：“哥给你租套房呗。”

那一刻，我最大的恐惧，竟然不是意识到这是性骚扰，而是KTV包房里的其他人，会不会听见这句话，进而认定我轻浮？

亲爱的朋友们，别看我今天写文一套一套的，年轻的我真是非常幼稚又懦弱。

明明被人冒犯了，却像个做错事的傻子那样，故作豪爽地：“不用，不用，我工资七八千呢，租得起房。”

站在40岁人生的门槛上，我当然有理由谴责20多岁的自己：

“明知道秃头看起来色眯眯的，为什么还要和他跳舞？为什么不坚定拒绝？他动手动脚时，为什么不扇他一耳光，还贱兮兮地陪他接着跳？他说要给你租房时，为什么没有当众吐他一脸痰，然后把他的性骚扰揭穿？”

是啊，为什么？

直到后来，我不再年轻，开始写情感专栏，开始成为很多人的心灵树洞，开始走进很多人的情感秘境，开始发现几乎每个女子（不管黑白丑俊）年轻时几乎都曾遭遇过性骚扰的隐痛，我明白了一个真相：

当年，是真的没有办法啊。

没有坚定的认知，没有勇敢的路径，没有反击的武器，没有足够的底气，没有丁点的权力，没有叫板的资本，没有对抗的力量……

甚至，没有体面的尊严。

年轻的孩子，尤其是出身贫寒的年轻姑娘，因为自卑和一无所有，因为羞耻和自我怀疑，自幼就没有接受过来自父辈传授的生存经验，更匮乏和这个社会潜规则博弈较量的岁月馈赠。

总想着靠自己的善良和厚道，赤手空拳地闯天下，诸不知捧出了全部的努力和真心，却一点点看见了成人世界赤裸裸的龌龊与恶心。

但。

这个世界的残酷与公平之处，都在于懵懂无知、一无所有的女孩，只要有足够的坚韧与清醒，在跌跌撞撞、隐忍委屈中，也会一点点成长为走路带风的大女人。

所以，多年后，当我结了婚，生了娃，靠笔耕不辍的码字也拥有了自己的一小片天下，在某个场合又偶然和已经退休的秃头相遇。

他满脸褶子地堆出笑容，激情满怀地和我忆当年，客客气气地对我赞赏有加，并希望引荐他的女儿和我认识时，我只是觉得好笑。

我好笑的不是他假装忘记了当年对我的骚扰。

我好笑的是，当一个不好惹的中年女人，终于拥有权力和尊严、主场和舞台，再也没有男人可以揣着明白装糊涂地骚扰冒犯她。

就像，我那个长着娃娃脸的女性朋友，去做公益时认识一个开厂子的老男人。

老男人加了她的微信，就开始拐弯抹角说骚话。

她毫不客气地指出他的油腻，并把自己名下有两家企业的事实故意透露给老男人时，老男人立马就蔫得像遇见教导主任的坏学生，恭恭敬敬地在微信上喊她“老师”。

是的啊，朋友们：

性骚扰这种事儿，从来不是性欲的问题，而是权力的问题。

不信，你想想啊，史航也好，章文也好，演艺圈和高校圈里那些道貌岸然的大佬大师也好，他们的咸猪手，为什么只伸向初出茅庐的女孩，而不敢伸向女导演、女校长、女制片人、女企业家？

因为，权力是最好的春药，而欺软怕硬是人性致命的弱点。

所以，当“前知名编剧”史航的性骚扰事件越演越烈时，作为普通不能再普通的女作者，我愿意站出来，坦坦荡荡地说：

那个受害女生，包括那群受害女生，我认识。

虽然，我不知道她们姓甚名谁，但我理解她们的感受，懂得她们的讲述，共情她们的隐痛。

我知道她们就是我，就是我们，就是遭遇过性骚扰、从弱小到强大、从沉默到呐喊的每个女子。

我不仅知道这些，我还知道：

●一个人的指控可能会冤枉一个好人，但几十个人的同时指控只会证明一个坏人。

朱军当年身陷性骚扰案，我们为什么存疑？

因为除了弦子在西方媒体煽风点火下的举证，再也没有其他女生站出来的佐证。

为什么史航身陷性骚扰案，除了像他一样油腻猥琐的老男人帮腔，几乎所有的媒体和网友，都一边倒地选择相信受害人？

因为，抛却以貌取人的偏见，抛开史航十多年没有任何作品只靠自吹自擂混江湖的伎俩，重要的一点儿是：

如果他不是性骚扰惯犯，几十个女生不太可能同时站出来，指认他这个过气的文化油子和京圈闲人。

时间可以埋葬丑陋的往事，但相互佐证的记忆，是另一种呈堂证供。

●从沉默到呐喊，从隐忍到曝光，折射出女性集体的觉醒和成长。

站出来曝光史航的小默，袒露当年被骚扰经历的我，还有更多从这桩公共事件出发说出自己愤怒的女子，都是在觉醒中成长的女性。

因为觉醒，所以从“天啊，好丢人”的恐慌中清醒过来，不再认为被骚扰是因为“我不好或不正经”。

因为成长，所以敢于直面自己当年的恐慌和懦弱，敢于承认年轻的羞耻和无力，敢于站在这个春日的阳光下，去拥抱年轻时哭泣的自己，并告诉更多经历过或正经历性骚扰的同类：

“这是坏人的恶，而不是我们的错。”

相比男性，女性总是要经历足够多的时光，才能在自我怀疑、自我重建、自我拯救、自我喜欢中打捞出勇敢且赤诚的自己。

这是事实，不管男同胞是否认同。

●法律不能解决所有问题，但呐喊任何时候都有意义。

为史航叫屈的一些人质问那些女孩：“证据呢？为什么不报警？光写小作文有什么用？”

是的，举报要有证据。

但，就如我在文章开头讲述我个人真实的经历那样，你问我要证据，我也拿不出来，你让我报警，如今也没有任何意义。

但我要写出来，被史航性骚扰的小默们要说出来，更多被性骚扰带进抑郁沼泽的女同胞要喊出来，并不仅仅是为了达到法律上的惩戒，还有通过造势威慑更多肆无忌惮的咸猪手：

法律够不着的地方，还有舆论。

出来混，迟早都要还的。

不管你是著名编剧还是大佬教授，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，历史旧账一样可以把作恶者钉到耻辱柱上。

套用鲁迅先生的话说：

呐喊的意义，是为了慰藉那些在寂寞中奔驰的勇士，使他们不惮于前驱。

也是为了警告那些在黑暗中作恶的懦夫，让他们忌惮于光明。

感谢这个逐渐变平的互联网时代，让更多人成为媒介，让更多人能呐喊，让更多人得公平。

史航们，滚蛋。

姑娘们，加油。